為民主化之故，可用金錢解決
李登輝開始著手修訂憲法，是在一九九○年六、七月間聽取台灣民意的「國是會議」上所確認，為終結「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必須進行的工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將台灣束縛在「內戰狀態」的法律依據。
李登輝表示：「如果不變更國共內戰時的既有規定，台灣的民主化根本無法向前一步。」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期的「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制定憲法。當時自認為是中國正統政權的國民黨，將處於內戰狀態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視為「叛亂團體」，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制定的憲法之上添加臨時條款。
正確的名稱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果，國民黨在內戰失敗，於一九四九年逃來台灣，同時將附帶臨時條款的憲法直接套用於台灣。
這個以國共內戰為前提的規定，停止施行憲法，讓國民黨可以在台灣持續施行戒嚴令。而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代表，只有等奪回「叛亂組織」占據的選區後才能重新改選，他們藉由這個無理的關卡，等於在台取得終身職。
尤有甚者，國民黨因有這群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代表存在，剛好用來作為主張自身為「中國正統政權」的依據。這是蔣介石時代遺留的歷史殘渣，完全是虛構的海市蜃樓。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的戒嚴令，蔣經國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才予以解除，但是高齡化的代表卻仍在台灣霸占職位且坐領高薪。
這些擁有終身職的代表一天不辭職，「內戰狀態」就一天無法結束。李登輝提到：「到底要如何讓這數百名萬年代表退任，真的是絞盡腦汁。」
國民大會掌握有選舉總統、修訂憲法等權限，針對在一九四八年選出的第一屆代表，李登輝以提供全員全新住宅以及高額退職金來交換，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底讓他們承諾退職。
李登輝笑著指出：「當時國民黨非常有錢，當然要把錢用在讓台灣能民主化這件事上。」在終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將日本放棄的龐大資產收歸為黨產。很長一段期間，中國國民黨被稱為「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李登輝回顧道：「當萬年代表承諾退職的同時，也就等同於取得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承諾。」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國民大會決議李登輝政權第一次修改憲法，決定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到二○○○年李登輝卸任總統職務為止，總共進行六次憲法修訂。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李登輝在總統府宣示：從五月一日起，正式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將原本的「叛亂團體」定位為中國的「大陸當局」。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代表終於全面改選。
總統府直轄的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一九五四—）指出：「蔣經國解除戒嚴令確實是自由化，不過絕對不是民主化。（藉由憲法的修訂）李登輝才是首度將民主主義予以制度化。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自由化與民主化不同。」
解除「內亂罪」的黑名單
李登輝先於一九九○年五月行使總統職權，執行對政治犯的特赦以及恢復公民權，接著針對規定「陰謀犯」引發內亂罪的刑法一○○條，要求立法院與相關單位開始推行修訂工作。
對於主張「台灣獨立」與聚眾集會活動的民主運動人士，該法條可將他們處刑入監。流亡美日等海外各地的運動人士也被列入黑名單，不允許返台，只要返台立即逮捕。
在野的民進黨也強烈要求必須修訂刑法。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指出：「巴拉圭上議院議長於一九九二年二月訪問台灣時曾批評說：『只是主張台灣獨立，就被認定是違法，實在非常不民主』。此事可以認為是李登輝促使其發言，故意製造一個『外部壓力』。」
南美洲的巴拉圭政府長期貫徹反共政策，迄二○二○年底仍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
以這個批評為契機，社會輿論開始行動，包括國民黨立委也普遍支持修改刑法。同年五月十五日，立法院刪除「陰謀犯」的規定，釋放因內亂罪入獄服刑的二十人。不久後，海外獨立運動人士也都被宣判無罪。
黃昭堂也是在這時從黑名單中除名的其中一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夫人陪伴下前往日本留學的黃昭堂，因為推動台獨運動，導致國民黨政權取消他的護照，開始漫長的流亡生涯。他與夫人重新踏上台灣這塊土地，已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是睽違三十四年的返鄉。
同樣流亡日本的，還有後來成為駐日代表的許世楷等人。美國則有與李登輝在台大時代就非常親近的好友彭明敏等人，他們在解除黑名單的限制後，陸續返台。這些都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
李登輝對此表示：「擔任總統後就一直思考，要如何讓台灣成為人們能每天晚上安詳睡覺的承平社會。」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或是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戒嚴令，國民黨政權用威權迫害人民的「白色恐怖」期間，台灣人從深夜到清晨，隨時可能在家中被乘坐吉普車突然衝入的特務機關憲兵逮捕拘提。不論真假，根本無從得知何時要變成陰謀叛亂犯。
實際上，李登輝在一九六九年六月那天清晨，也親身經歷過被憲兵帶走的恐懼記憶。這個特務機關警備總司令部，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底被正式廢止。可以說，由於刑法修正以及廢除特務機關，「白色恐怖」終於真正畫下終止符。
另外，戰後成為統治階級的外省人，與被統治受迫害的台灣本省人之間，產生對立的「省籍矛盾」原點的二二八事件，到底應該如何面對處理？這也是李登輝的使命。
一九九三年三月，李登輝推動對受難者的賠償條例；一九九四年二月，李登輝吐露自己也曾是被害者之一的心聲。同時，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二二八事件和平紀念碑落成儀式上，李登輝做出如下發言：「在這裡，我以國家元首的立場，對過去政府的錯誤深深道歉。」
解除黑名單後返台，與李登輝關係相當密切的黃昭堂雖指出：「沒有將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加以特定，甚至併科判刑等罰則，是一大問題。」然而，「即令如此，本省人的李登輝首次以國家元首身分謝罪，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立即終止核武開發」
時間回到蔣經國去世的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在同一天繼任總統的李登輝立即必須面對的是副總統時代完全無關的「總統專管事項」，其中之一就是「核武開發問題」。
在就任的第二天，李登輝從參謀總長郝柏村口中聽到有關核武開發專案「新竹計畫」的報告。李登輝雖然知道該計畫存在，但在副總統時代完全沒有任何決策權。如今成為總統，手中握有統帥權，也成為最高責任者。
台灣開發核武最早始於蔣介石時代，從一九六○年代後半啟動，由國防部直屬的中山科學院執行。這是因為對岸中國從一九六四年首次進行核武試驗，同時也展開彈道飛彈的研發作業。
之後由於開發核武的情報被洩露給美國，使得「新竹計畫」於一九七○年代被迫中止，但是一九七九年因美台斷交而有安全保障危機感的蔣經國，又命令心腹郝柏村秘密重啟開發。
那是發生在李登輝就任總統的五天後，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美國在台協會（AIT）代表丁大衛（David Dean，一九二五—二○一三）帶著雷根總統的親筆信函拜訪李登輝，信函中突然點出核武開發問題。
根據二○一九年八月出版的《郝柏村回憶錄》描述，丁大衛明白向郝柏村說出雷根對李登輝的要求：「一週內在停止核武開發同意書上簽名。」
丁大衛出示衛星拍到台灣在南部九鵬基地進行小規模核武試驗的相片為證。美國擔心，台灣進行核武開發，勢必導致與中國的軍事緊張情勢升高。
李登輝說：「我立即在同意書上簽名，並且命令國防部終止核武計畫。」實際上該計畫也依照命令停止開發。
為何美國要在李登輝就職總統的時點提出核武開發問題呢？李登輝說道：「就在蔣經國去世前夕，美國間諜張憲義逃亡離台。」
張憲義（一九四三—）擔任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是負責核武開發計畫的研究人員。一九八八年初，張憲義與家人逃往美國並取得政治庇護。因此，相關情報也就全部洩露給美國。
張憲義逃亡的時點與蔣經國死亡時間重疊的理由並不明確。
在蔣經國掌握絕對權力的時代，雷根政權只能採取單方面監視，然後為了確認新政權對權力的掌控度，選擇在就任後立即使用強烈手段施壓也說不定。果真如此，李登輝可以說剛好及格。
李登輝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台灣如果擁有核武，則不只中國，連美國或俄羅斯等都有可能成為敵人。與北韓一樣，小國台灣根本就不應該擁有核武，這對國家沒有任何好處。」
同時，李登輝更舉核武開發研究費用為例，最初的開發預算是一億兩千萬美元，李登輝指出：「能不能籌出預算都是問題，其背後還有以軍隊做靠山的不透明金錢流動。」
然而，當中國於一九九五年七月朝台灣近海發射彈道飛彈，以演習施加軍事威脅時，李登輝卻發言表示：「台灣具備核武開發能力，必須慎重檢討是否有必要進行開發。」藉此牽制中國。但他還是加上；「實際上絕對不會開發！」李登輝清楚認識到保有核武技術作為牽制力量的重要性。
直到最後都沒有說出西安事件真相的張學良
由於「 總統專管事項」 的緣故， 李登輝也監督起某位歷史人物。他就是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件」的主角張學良（一九○一—二○○一）。
李登輝提到對張學良的印象：「直到最後，他都沒有說出西安事件的真相。他是一個守口如瓶的男人。」
張學良在事件發生後，受到國民黨軍法會議的審判。雖然蔣介石最後特赦張學良，但卻將其幽禁在浙江省。甚至一九四九年敗走台灣時，還將張學良移轉至台灣。其後，還讓兒子蔣經國繼續軟禁他。在李登輝就任總統的一九八八年，他已被軟禁超過五十年。
據李登輝表示，軟禁張學良的地點在中國總共有六處，在台灣則有三處，軟禁期間不斷更換處所。李登輝進一步說明：「張學良原來是馬賊，留置在同一處非常容易逃走。」
李登輝首度與張學良見面，是在擔任台灣省主席的一九八三年前後。那是位於新竹郊外，一間日本時期開發溫泉時建造的山間日式家屋。在這之後，蔣經國又把張學良遷到陽明山北投溫泉軟禁，住在一處有兩間民房的住宅。
經由宋美齡推薦，張學良接受基督教洗禮。李登輝表示：「禮拜天，濟南教會的牧師會來我家禮拜，張學良也經常前來參加。」
李登輝摸索著要如何才能幫有深交的張學良解除軟禁。
在就職第二任總統不久後的一九九○年六月，李登輝讓張學良在圓山大飯店舉辦九十歲壽宴。張學良終於能在公開場合露面，這已是他被軟禁的五十四年後。
在實際上已恢復名譽後的壽宴，張學良表示：「我雖然是歷史的罪人，不過如果主耶穌基督要求，我願意如同年輕時一般，為國家貢獻心力。」
張學良在被批准能逐步具有行動自由時，經常被目擊前往永康街的上海餐廳「秀蘭」與家人吃飯的情景。
李登輝口中所說的「西安事件真相」，指的是張學良抓放蔣介石的一連串經過，還有在軍事法庭上沒被判死刑的背景等等，其間許多細節一直非常模糊。不過，李登輝也透露：「曾經看過宋美齡下令不可殺害張學良的電報。」
有傳言說張學良與宋美齡兩人可能有男女之情，李登輝表示：「張學良身邊不乏許多女性環繞。」也有情報指出，國民黨在暗地裡提供數名年輕女性給張學良當情人。
一九九一年被允許前往美國後，張學良遷徙到夏威夷定居。
二○○一年一月，前往夏威夷拜訪張學良的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陳鵬仁（一九三○—）指出：「他到最後都遵守與李登輝之間的約定。」根據陳鵬仁的說法，共產黨為了統一台灣，想在政治上利用張學良和西安事件的歷史。不過，以不前往中國為條件而取得自由之身的張學良，一直拒絕共產黨勸誘。陳鵬仁回顧說：「張學良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就在這一年的十月，張學良在夏威夷結束了一百歲的生涯。
擺脫「中華思想魔咒」的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
從一九八八年一月就任總統以來，李登輝在台灣一直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情行使總統職權。經過「國民大會」選舉而於一九九○年五月開始第二屆六年任期的總統職務之後，李登輝立即開始考慮：「下屆總統應該讓台灣選民直接投票選舉。」
因為「如果進行直接選舉，就不再是『國民黨的總統』，而是台灣人自己選出的『台灣總統』」。國民大會雖然定位為選舉總統、修改憲法的最高民意機關，但實際上有著相當濃厚追認國民黨決策的色彩。
李登輝身為政治家的特徵就是：想將民主化的手術刀切入過去獨裁政權的國民黨，就必須利用身兼國民黨黨主席的總統「權力」。
一九九四年四月，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決定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採取直接選舉的方針，隨後國民大會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修訂憲法，完全依照李登輝所描繪的藍圖進行。總統任期也從六年縮短成與美國總統任期相同的四年。
一九九三年從駐日代表轉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許水德回憶當時情景：「直接選舉確實是有讓國民黨成為在野黨的風險，因此黨內出現強烈的反對聲浪，我就以秘書長的立場，到處說明李登輝堅強的意志。」
另一方面，中國批評李登輝是「祖國分裂主義者」，同時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從一九九五年起連續進行軍事演習，甚至朝台灣外海發射彈道飛彈，不斷嘗試威嚇台灣。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總統直選的投開票結果，李登輝最後囊括超過五百八十萬張選票，以百分之五十四得票率獲得壓倒性勝利。在野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彭明敏獲得約兩百三十萬張選票，接近百分之二十一得票率。台灣選民勇敢面對中國的武力威嚇，共有百分之七十五支持台灣出身的兩位候選人。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是擺脫「中華思想的魔咒束縛」，解放台灣的歷史轉捩點。針對蔣介石與蔣經國在戰後對台灣的獨裁統治，李登輝表示：「那不過是在台灣延續著中國五千年歷史，從王朝到王朝的『帝王政治』罷了。」
中華的皇帝也是世界的中心，中華文化或中華思維是神聖的，中華民族與領土必須統一。李登輝認為：「只要是被這種中華思想的魔咒束縛綑綁的一天，台灣的發展就沒有希望。」
李登輝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說特別強調：「台灣可以做得到的事，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得到。」只是中國直到今天都還在魔咒束縛當中。掌握最高權力的共產黨總書記，是黨內權力鬥爭獲勝的人物，同時身兼國家元首與國家主席，完全可以無視民意存在。
台灣在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再次舉行總統選舉。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這已經是第七次的總統選舉。民主政治確實在持續進化中。
作者為產經新聞論說委員兼特別記者。
1959年出生於東京都練馬區，日本大學藝術部放送學科畢業後，1987年進入產經新聞社就職。1995-1996年由產經新聞社派遣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留學。
歷任經濟部記者、外信部記者等職務後，於2002-2006年擔任台北支局長、2008-2018年擔任上海支局長。自2015年起兼任論說委員，2020年8月起兼任特別記者。
著有《歸返的台灣人日本兵》（文藝春秋發行）。共同著作《日本人的足跡》、《在闇暗中之日中關係》（兩者皆由產經新聞News Service發行），《食的政治學》、《歷史戰》（兩者皆由產經新聞出版發行）等。
書名：《李登輝秘錄》
作者：河崎眞澄（KAWASAKI MASUMI）
出版社：前衛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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