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按：
1991年中共慶祝建黨70週年，華東大水，我寫了一篇文章"天怒人怨哀中國"，被香港左報圍剿長達一個月。這是我其中的一篇反擊文章，第一次在國外披露中國的"七五八大水"（1975年8月在河南發生的特大水災）。據我後來看到的其他報導，當官員向當時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報告時，鄧小平正好在打牌，他們不敢打擾，延誤賑災。現在中共百年，中國又下暴雨，且看習近平何時在災區現身？死多少人還要保密或製造假數字？老天怎麼就是跟中共作對？
2021年7月21日
"七五八"大水和水災的人為因素（1991年7月26日）
七月十九日我在對《文匯報》亂扣帽子的「來論」做出回應後，第二天《文匯報》又出現另一個署名「青水」的「來論」，其後有其他謾罵文章，擺明要進行車輪大戰了。這篇來論主要談水利問題，責問筆者﹕「他手頭上究竟有什麼資料斷定共產黨不修水利，又有什麼資料可以進一步斷定共產黨是因為搞階級鬥爭而忽視水利。如果沒有根據而下結論，那麼反對改革的人可將水災歸咎於農村經濟改革，說因為在農村搞改革才會出現水災，否則為什麼不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呢？」文章當然不能不承認水利工作確實有問題（前水電部長錢正英都承認了，他能不承認嗎？），「但這種檢討畢竟要由水利專家作，而非反共專家來作」。我不敢承認自己是專家，更不敢承認是「反共專家」，只是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希望中國好，希望中國人民有好日子過，所以我要說話。國內的那種政治環境，一些知識份子都要冒著坐牢的風險說話，我們在言論自由的香港，豈可在恐嚇下不說話而埋沒自己的良心？
§§「七五八」大水
先說文革中是否沒有水災。
文革中似乎沒有廣泛的水災，但請勿遺漏被中共一手捂住的「七五八」大水。「七五八」者，七五年八月也。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河南南部下暴雨，連降三天，第一天降雨量一千三百毫米，三天合共一千六百毫米（全省年平均降雨量是七百八十四毫米），雨下得昏天地暗，伸手不見五指，降雨區有兩個水庫，一個是石漫攤水庫，一個是板橋水庫，其中石漫攤較大，蓄水量約四億立方米。由於雨量太大，水庫的質量又不夠好，水壩用泥土壘成，所以在大水沖擊下，決口一百多米。水壩垮了以後，水頭有九米高，向下沖刷，整個地面被沖刷一米深。水庫以東四十五公里處是京廣鐵路，結果鐵軌也被沖走四十五公里遠，鐵軌則被沖成「脆麻花」的形狀。這次水災災區涉及二十九個縣，人口一千一百萬（當時河南有人口七千萬左右），房屋倒塌六十萬間，京廣線為此停了一個月左右。
不能怪「來論」作者青水君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這場水災，因為消息全部封鎖，各省市前去支援的人，都被命令不得「洩密」，由於來勢凶猛，這場水災到底死了多少人，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也沒有宣佈。因為在某些中共領導人看來，他們的命運和文革及毛澤東、江青等緊密聯繫在一起。也因為如此，希望青水君在寫「遵命文章」時，應弄清楚事實再說，以保自己的清名。
這個災區是在淮河流域的上游。既然下過如此暴雨，釀成如此大的水災
，作為水利工作的領導人，在制定水利工程計劃時，應該以此作為治理的目標。正如在歷史上，洪水也曾經淹進北京城，所以中共建都北京以後，一九五一年立即興築流經北京南郊的永定河官廳水庫；即使在文革期間，也仍然加高堤壩，以防萬一。除此之外，為了防止北京市北邊的潮河、白河水淹京畿要地，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又興建了密雲水庫和懷柔水庫，其中密雲水庫最大庫容是四十三億多立方米。
全國的兩大防汛重點，一個是長江的荊江分洪工程（五二年動工，五三年完成），一個是北京。前者事關長江中、下游地區富庶的經濟區域，後者是政治著眼。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為不是經濟命脈或政治命脈所在，所以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兩個重點中，又以北京做得最好。
§§為什麼要吸取「教訓」
這次華東和華中的水災，江澤民去視察時就反覆告誡隨行幹部和地方官員，一定要吸取這次洪澇災害的教訓，如果僅僅是天災而無人為的原因，又要吸取什麼「教訓」呢？何況這次水災，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下大暴雨，而是六月初的江南霉雨季節提前到來，早下了兩個月的雨，使太湖水位逐漸上漲，那麼這兩個月中，為什麼不能事先做出科學的預報，從而做些疏導的預防工作，而是要到最後才去炸壩洩洪？是地方官思想麻痺大意，還是當時全國要圍繞慶祝中共成立七十週年的「中心任務」，不許災情外傳而沖掉歌功頌德的氣氛？
而長期的治理不但不力，而且環保做得很差，這和急功近利的指導思想有關。這方面，不需要數字了，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和徐剛的《沉淪的國土》已有好多數字和描述。而「圍海造田」更破壞了大湖泊的蓄水功能，也就抵銷了水庫的蓄水功能。
不論怎麼說，這次的水災，在長期治理或短期預防上面，當局都做得很不夠，需要負上責任。當然，更重要的是吸其教訓，預防今後有同樣嚴重的災害發生。毛澤東要「人定勝天」是唯意志論，但作為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有責任真正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要讓階級鬥爭干擾經濟建設，包括把水利工程做好在內，以減少將來再有天災時所受到的損失。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長期在水力電力部擔任副部長、正部長的錢正英，也承認水利工程在防汛抗洪方面存在多年管理不善的弱點，因此降水量和水情都未超過一九五四年那場洪澇，但局部地區的災情卻超過五四年那次。七月二十三日，李鵬在上海也承認﹕「這次洪澇災害，暴露出我們水利建設的弱點。」
可笑的，香港卻有一位「專家」在那篇「反華反共」的來論發表以後，就迫不及待地說，這次水災，全是天災所為，毫無人為的因素。可喜香港的其他專家並沒有人云亦云，而是保持獨立的治學原則，不去逢迎拍馬，堅持自己的看法。
但是錢正英、李鵬似乎太不給那個逢迎專家以面子了，將來怎麼敢再「愛國」呢？
§§承認中共有人反對改革
青水君很擔心「反對改革的人可將水災歸咎於農村經濟改革」。單從這一句話，我就知這青水君雖然奉命寫文革式的大批判文章，但是他的內心確實是很關心中國的改革，這點我們是同一個立場。而且青水君也承認中共黨內領導層也確實有反對改革的人，那麼又何必對我們對這些人的批評，一定要戴上「反共反華」的大帽子呢？那麼反共反華的，正是反對改革、從而使中共面臨絕境的人；正是那些反對改革、使人民一直在貧窮中過日子的人。如果我們有這點共識，其他都好說。
這次水災，和農村經濟改革有沒有關係呢？應說有關係，但農村經改並非原因。
當年合作社，特別是人民公社是黨政合一的軍事化組織，要興修水利指揮起來當然容易。包產到戶以後，組織工作困難了，這是事實。但不是等於就無法組織。要中央政府和各省市自治區政府做什麼？就是負責把群眾組織起來，負責撥款興修水利。可是撥款撥了多少，實際用在水利上又是多少，當局何不公佈一下？又者，如果中共不是兩、三年來一次「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麼中央和地方的官員不是更可以以更多的精力關注水利建設（當然還有其他經濟問題和教育問題等等）？再者，如果政府工作不是鬍子眉毛一把抓，而是把某些重點的薄弱環節抓好，也不至於弄成現在這個樣子。熱衷計劃經濟的李鵬，怎麼不把這個計劃好、組織好呢？
西方國家推行私有制，為什麼水利工程可以搞好？美國不是有著名的田納西水利工程嗎？可嘆中國的包產到戶，實際上是接近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夾在人民公社經濟和西方資本主義大農場之間，自然難以抵禦自然災害。走人民公社道路，不通；又不許進行土地兼併朝資本主義農場方向發展，這就是中共的階級鬥爭觀念在作怪，使中國農村停留在這個「初級階段」難以前進。
而在改革開放的十幾年間，李鵬擔任了多年的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七九到八三年），八三年擔任副總理後，又兼任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並兼管防災、抗災工作。那麼他在任期內這些工作成績又如何？
不但如此，前兩年農業豐收，李鵬又衝昏了頭腦，不顧農業部負責人的再三警告，沒有採取應有的防範措施，這點他的失職也是逃不了的。
可笑的是，李鵬失職多年，仍然可以青雲直上，擔任總理；而對他的批評則是「反華反共」。中共如此下去，把自己的命運和李鵬連在一起，值得嗎？
香港《經濟日報》
（文章已收入2001年中共建黨80週年時出版的拙作《中共風雨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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